时光易逝，已是初元五年的残冬，越年改元永光，元帝出郊泰畤。礼毕未归，拟暂留射猎，广德进谏道：“关东连岁遇灾，人民困苦，流离四方。陛下乃居听丝竹，出娱游畋，臣意以为不可！况士卒暴露，从官劳倦，还请陛下即日返宫，思与民同忧乐，天下幸甚！”元帝总算听从，立命回跸。是年秋天，元帝又往祭宗庙，向便门出发，欲乘楼船。广德忙拦住乘舆，免冠跪叩道：“陛下宜过桥，不宜乘船！”元帝命左右传谕道：“大夫可戴冠。”广德道：“陛下若不听臣，臣当自刎，把颈血染污车轮，陛下恐难入庙了。”元帝莫明其妙，面有愠色。旁有光禄大夫张猛，亟上前解说道：“臣闻主圣臣直，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，御史大夫言可从。”元帝方才省悟，顾语左右道：“晓人应该如此。”遂令广德起来，命驾过桥，往返皆安，广德直声，著闻朝廷。可惜是注意小节。
偏自元帝嗣阼，水旱连年，言官多归咎大臣，车骑将军史高，丞相于定国，与薛广德同时辞职。元帝各赐车马金帛，准令还家，三人并得寿终。史高亦甘引退，还算不是奸邪。元帝因三人退职，召用韦玄成为御史大夫，未几即擢为丞相，袭父爵为扶阳侯。玄成父子，俱以儒生拜相，闾里称荣。他本是鲁国邹人，邹鲁有歌谣云：“遗子黄金满
长安令杨兴，具有小材，得蒙宠幸，有时入见元帝，尝称堪忠直可用。元帝以为兴必助堪，乃召兴入问道：“朝臣多说光禄勋过失，究属何因？”兴生性刁猾，听了此问，还道元帝已欲黜堪，即应声道：“光禄勋周堪，不但朝廷难容，就使退居乡里，亦未必见容众口。臣见前次朝臣劾奏周堪，谓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，罪应加诛。臣以为陛下前日，育德青宫，堪曾做过少傅，故独谓不宜诛堪，为国家养恩，并非真推重堪德呢！”利口喋喋。元帝喟然道：“汝说亦是。但彼无大罪，如何加诛，今果应作何处置？”兴答说道：“臣意可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勿使预政，是陛下得恩全师傅，望慰朝廷。一举两得，无如此计。”元帝略略点头，待兴辞退。暗想兴亦斥堪，莫非堪真溺职不成。正在怀疑得很，忽又由城门校尉诸葛丰拜本进来，也是纠劾周堪张猛，内说二人贞信不立，无以服人。元帝不禁懊恨起来，竟亲写诏书，传谕御史道：
城门校尉丰，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，数称言堪猛之美，今反纠劾堪猛，实自相矛盾。丰前为司隶校尉，不顺四时修法度，专作苛暴以获虚威。朕不忍下吏，以为城门校尉。乃内不省诸己，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，告按无证之辞，暴扬难言之罪，毁誉恣意，不顾前言，不信之大也。朕怜丰耆老，不忍加刑，其免为庶人！
看官阅此诏书，应疑诸葛丰所为，也与杨兴相似。其实丰却另有原因，激成过举。元帝初年，丰由侍御史进任司隶校尉，秉性刚严，不避豪贵，且遵照汉朝故例，得持节捕逐奸邪，纠举不法。长安吏民，见他有威可畏，编成短歌道：“间何阔，逢诸葛。”时有侍中许章，自恃外戚，结党横行，有门下客为丰所获，案情牵连许章身上，丰遂欲奏参许章。凑巧途中与许章相遇，便欲捕章下狱，举节与语道：“可即停车！”章坐在车中，心虚情急，忙叫车夫速至宫门，车夫自然加鞭急趋，丰追赶不及，被章驰入宫门，进见元帝，只说丰擅欲捕臣。元帝正欲召丰问明，适值丰封章上奏，历数章罪，元帝总觉丰专擅无礼，不直丰言，命收回丰所持节，降丰为城门校尉。丰很是气愤，满望周堪张猛，替他伸冤，好几日不见音信。再贻书二人，自陈冤抑，又不见答。于是恨上加恨，还道周堪张猛，也是投井下石，因此平时常称誉堪猛，至此反列入弹章。实是老悖。一朝小忿，自误误人，元帝既削夺丰官，索性将周堪张猛，也左迁出去，堪为河东太守，猛为槐里令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浊世难容直道行，明夷端的利艰贞。
小卿周堪字。也号通经士，进退彷徨太自轻。
堪猛既贬，石显权焰益张，免不得党同伐异，戮及无辜。欲知显陷害何人，俟至下回说明。
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三人，皆以经术著名，而于生平涵养之功，实无一得。望之失之傲，堪失之贪，更生则失之躁者也。丙吉为一时贤相，年高望重，望之且侮慢之，何有于史高，然其取死之咎，即在于此。周堪于望之死后，即宜引退，乃犹恋栈不去，并荐弟子张猛为给事中，植援固宠之讥，百口奚辞。刘更生则好为危论，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夫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是谓失言，智者不为也。更生学有余而识不足，殆亦意气用事之累欤？若元帝之优柔寡断，徒受制于宦官外戚而已。虎父生犬子，吾于汉宣元亦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