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罢，行了个礼，飘然而去，不耽搁两人谈正事。
“陈判官，某觉得当初似乎应该答应出关去杀贼的。西门重遂都监曾暗示过某，某亦很心动，然朝廷却只字不提鄜坊四州或朔方三州之事，某便失了兴趣。现在想想，如果东出关击贼，或许可以在河南收拢百姓，借道河中，送回绥州。”邵树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罢了，此事既已过去，悔亦无用。人力之事，某想了想，在关中、河东开设店铺，贩卖战马，采买其他物事。同时，这些店铺亦可留意招募贫苦无依之民人，送回夏绥后，统一安置到银州垦殖。天下纷乱，总有贫无立锥之地的百姓，且还不少，日积月累，总能弄来不少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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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此策甚妙，若是广设马行，一年几百户人总是能弄到的。一旦有战乱，怕是更多。”陈诚赞道。
“人，始终是根本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近日准备准备吧，去趟延州，见一见李孝昌，让他安安心。待你回返，某也差不多该动身回夏州了。”
“遵命。”陈诚应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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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二十一，邵树德启程离开富平，向延州方向进发，铁林军大队亦跟着一起行动。封氏一家也将搬迁到夏州，这个李侃的庄子，算是物归原主。
邵树德没有骑马，而是和封氏姐妹一起坐在马车内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小封（封都）怀孕了。诸将闻讯，纷纷贺喜，大王从赴援河东开始，五年里打了四年仗，有子嗣真的不容易。唯一一个不开心的可能就是折嗣裕了，他妹妹才是大王正妻，结果事情搞成这样，实在憋气。
坐在马车里，邵树德抽空研究了下夏绥四州的财政问题。
按照国朝制度，天下各州县包括藩镇在内都要实行两税法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，藩镇渐渐“违法聚敛”，操作起来大走其样，甚至根本没有执行。朝廷一看这样不行，必须加以整顿，尤其是那些不听话的藩镇。
两税法实施那会，天下藩镇大体上可分为河朔割据型、中原防遏型、边疆御边型、东南财源型四种。河朔逆藩与朝廷之间关系很差，不申户口，屡屡相抗，不过经过几番讨伐之后，最后基本都顺服了，推行了两税法，向朝廷纳税。
河朔三镇都这样了，作为神策军系的京西北八镇，自然不可能例外。不过作为边疆防御型藩镇，京西北八镇本来就入不敷出，全靠中央补贴钱粮，因此他们所谓的财政数据也就仅仅是给朝廷看看罢了，基本不解送贡赋，而且还需要朝廷额外调拨。
夏绥四州的赋役征收，按照正常状态来说，主要是地税、户税、榷税这三大类。中和二年，邵树德在外征战，镇内税收惯性按照以前的方式征收，数据不全。唯有宋乐在绥州大力整理资料，给自己发了一份摘要过来。
绥州赋税，目前是按照七千余户的基数来征收的，这几年的新移民及新编成的户（比如军士们）并未纳入课税范围。根据朝廷两税法的规矩，目前平均一户年缴纳粟米三斛、绢两匹半、钱280文，理论上可收两万多斛粟米、一万八千多匹绢、两千六百多缗钱。
这点钱，差不多也就刚刚够养州兵，可能还差一些，又怎么可能养那么多虎狼般的军士？而且，对农民们来说，这负担也太“轻”了一点，必须加征！加征的部分主要在粮食，比例则不定。因为夏绥的财税制度和朝廷一样，原则是量出为入，即需要花多少钱才收多少税，但总体而言，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，耕三十亩地，一年在三斛地税的基础上，加征十斛都很正常。这样他们全家也就剩下17-18斛粮食的样子，离正常健康生活需要的22-24斛粮还有点差距，不得不吃糠咽菜弥补。
户税也差不多，因为需要给军士们发赏赐，需要大量铜钱和绢帛。一年不过两三千缗钱、不到两万匹绢的户税，完全不敷使用。而且户税和农民们的副业经营息息相关，副业不发达，你想加征也做不到。
绥州固然有蚕桑业，但产能也就那样。倒是畜牧业还算过关，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对外销路不畅，商业没做起来，老百姓手里的钱也就不多。死命加征了一番，目前每年每户也就征收三匹二的绢、不到五百文的钱，再也很难提上去了。
也就是说，中和二年绥州共征收了九万七千多斛粟米、两万四千匹绢、四千六百多缗钱的正税（榷税主要在夏州、银州），没算军属农场的收入，且因为关中民户、军士都是外来户，他们也未被纳入计征范围，大体上就这么多吧，基本都消耗在养州兵、给各级官员开销以及州中开河事务上了，甚至还产生了点小小的亏空。
“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。”邵树德将文件放置一边，心道：“待回到夏州后，一定要好好梳理梳理。正规的财政制度，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啊。现在天底下怕是就没几个军头能算对账，财务上肯定一团乱麻，这就难怪军士们要作乱了。”
头枕在大封丰腴的大腿上，邵树德几乎想了一路的财税问题，直到九月下旬抵达夏州时，他还在思考如何从拓跋思恭那里收取榷税。
中和三年九月二十五，邵树德入夏州，此时距上次出征讨贼，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零九个月。战争的硝烟暂时远去，下面等待他的，是比战争还要艰难百倍的内部治理问题。
也许，这才是决定他能否荡平天下的根本因素，而不是武力或者权谋。
